外包最大困境：钱少活多，遇事背锅

“如果不是为了生计，没有其他选择，千万不要选择进入外包这个行当。”一位信息服务从业者如此说道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0 年，我国 GDP 为 101.6 万亿元。其中，制造业增加值为 26.6 万亿元，信息软件业增加值为 4118 亿元，两者累计占比约 27%。而这两大产业聚集了七成以上的外包企业。但是，外包从业人员的处境实际上并没有像这些数字这样光鲜亮丽。劳动权益无法得到保障、劳动风险自己承担、出了问题还得背锅等问题，都是存在已久且解决难度极大。

外包行业就如同销售岗位一般，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。外包人员一边逃离，一边涌入。网络上繁多的劝退逃离言论，与庞大的从业人数这一事实形成了强烈反差。根据商务部数据，截至 2020 年末，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累计吸纳从业人员达 1290.9 万人，2020 年服务外包产业新增从业人员 119 万人。而中国服务外包中心发布的《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十年发展报告（2006-2015）》显示，信息服务业、制造业集中了七成以上的外包企业。2015 年，两大行业的外包企业占比分别为 46.3%、24.5%。

而对于外包岗位需求最大的企业，多为以阿里、百度、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为主。而外包公司在进行这些岗位招聘的时候，都是以大厂的名义进行的，实则为外包岗位。从最常见的后勤保洁、餐厅服务，到快递、客服、项目业务，乃至更为核心的工程师、团队领导，均有外包人员的身影。

巨大的外包需求，还催生了像中软国际、软通动力、博彦科技、人瑞人才、法本信息等劳务外包服务头部品牌，为阿里、百度、腾讯等大厂提供外包服务。

虽然都是服务于大厂，但外包员工和正式工在薪资福利、晋升空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，甚至还会有身份标志上的区别。待遇上的差距是直接、明白的，更为隐性的，是人为制造的工作地位不对等。今年广受关注的 " 外卖员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"，就更加暴露出大厂外包人员相对劣势的劳动处境。

外包盛行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，本质上就是一种经过计算的经济逐利行为。即发包方投入比引入正式工更少的人力成本，让外包公司雇佣人员去做公司的部分业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外包公司直接决定外包人员的薪资和福利保障，并且双方产生的劳动风险、纠纷、终止或解除合同的补偿等隐性成本，与发包方无关。如此一来，发包方的人力需求得到满足，但同时又避免了诸多正常劳动关系下，所产生的用工风险和隐性成本，管理效能极大提升。

但是外包这一天然逐利的市场经济行为一旦介入到民生领域，问题就爆发了。尤其是当政府或公共事业成为服务发包的主体，其中涉及到的权责益问题就更为复杂。2015 年发生的魏则西事件，向公众揭开了公立医院将部分科室外包给莆田系的乱象。涉及到公共服务的外包人员引发的 " 执法权 " 争议更是隔三差五成为热议话题。

无论如何，国内信息服务业、制造业在发展初期，大量承接来自国外的离岸服务外包，在带动就业增长、推动产业发展、融入全球贸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改善相关从业人员在劳动风险承担中的劣势地位，依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